法官与义

法官与义

义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概念。义者宜也，是事物本应具有的样子，有义务、责任之意。

单就义字本身，含义非常广泛。比如大家会多联想到义气、正义。很显然，这一含义与传统“义”之内涵差距不小。既然是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，还是从传统之“义”思量法官履职尽责中当如何取“义”。

作为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的义，被视作一种道德准则。既对自己负责，亦对他人负责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依据。遵循义的原则，方可实现公正和平等。法官恰恰是通过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守护公平和正义的职业。

君子喻于义。义是君子的本质。

义的主体是人。法官作为义之主体，当作君子。

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，与传统义的主张有贯通之处。如保障司法公正，是从法官履职尽责的能力视角提出；提高司法效率，是从法官履职尽责的作风视角提出；保持清正廉洁是从法官履职尽责的廉政视角提出；遵守司法礼仪是从法官履职尽责的形象视角提出；加强道德修养是从法官履职尽责的品行视角提出；约束业外活动是从法官履职尽责的自律视角提出。这六个方面，比较完整的涵盖了传统之“义”落实到法官工作、生活中对法官的要求。

目前状况下，或许有些苛求，总觉当今法官用义规范自身做的不够，无论是基于传统文化，还是基于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。至少，从一些已经公布的法官违法犯罪案件，包括落马大法官的言行，可以略窥一二。

与违法犯罪的法官相反，明明法官的裁判是公正的，有的还在履职尽责中履行了其他社会义务，得到的评价却是罔顾法律和事实的质疑，乃至冷血的侮辱。套用一句话：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

不过，社会舆论固然不宜作为判断法官道德水平高低的标准，法官们作为社会精英，面对此情此景，予以反思仍有必要。如果只是止于一味埋怨当事人不懂法，或当事人“都不是好东西”，法官与当事人的距离只会愈来愈远，法官为法治建设作出贡献的难度也会加大。毕竟，法治建设不是法律从业者的独角戏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、普遍接受的法治，才是真实、可信、可行的法治社会。

如果说做君子是对法官个人作为主体的“义”的内在要求，是严于律己的话，对待作为客体的他人，不妨拟喻为宽以待人。  

从履职尽责讲，法官面对的群体是多元的，领导、同事、警官、检察官、律师等等。但显而易见，数量众多且频繁接触的，对法官形象具有重大塑造力的，非案件当事人莫属。

孔子曾言：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法官虽非严格意义上的“仕”，但行使的是国家司法权，是公权力，以君子之风履职尽责自当是应有之意。民国出过一个公认的君子：胡适。如何对待他人，胡适最为人乐道的主张：容忍。

观察今天的社会舆论，法官与当事人的关系，用对立作比有些言重，但缺乏互信确是现实存在。一些个案在诉讼过程中，时常会演变成当事人对法官的“追问”，搞得当事人来法院成了要和法官“打官司”。特别是败诉一方当事人。极端情况下，让法官灰头土脸的是非但未实现胜败皆服，而是双方皆针对法官“信访”，令法官茫然无措。

法官是解决矛盾纠纷的职业，如果法官因履职尽责卷入当事人矛盾的漩涡，竟然成为新的矛盾纠纷需要解决的对象，岂不有些啼笑皆非。

把个别缠访、闹访的当事人搁置一旁，当法官埋怨当事人不懂法的时候，不宽容的心态其实展现无疑。试想，如果当事人都懂法，还需要法律援助、委托律师代理吗。或许有人认为这是钻牛角尖，那就接着讲。中国有句俗语：隔行如隔山。打个或许不太恰当的比方，护士给病人注射的动作，看起来十分简单，但大家心里都清楚，那是训练的结果。挑剔的病人，还会拒绝实习护士为自己服务。对法官来说，很多法条、法律术语是职业常识，可很多当事人在迈入法院大门之后才第一次听说。常见如，不知道打官司的书面用语叫诉讼，见了法庭书记员称呼为某书记的并不罕见。

至于当事人诉讼过程中的咨询和质疑，更能体现法官是否具备宽容心态。当事人表示要上诉或上访时，个别法官会或事不关己般冷淡，或颇为恼怒的讲：想上哪儿上哪儿。此言此行，其实已不仅仅局限于不合符职业道德基本准则，或可能有违法官作风方面的制度规定。

当然，保障司法公正，建设法治中国，仅靠法官君子般的宽容守“义”显然不足。做一名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合格法官、优秀法官，根本还在于自身道德水准、业务能力、纪律作风等诸多综合素质的提升。不过，忽视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一定不利于法治进程的推进。

法官们，尊法重“义”，从我做起。

作者：刘振厚 

单位：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法院